导言：本文是一篇基于“天行新学”理论框架的政治哲学论述，它构建出一套逻辑严密、充满政治神学意味与宏大叙事的国家治理哲学。它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观（内圣外王、天下为公）、法家治术（严刑峻法、重拳反腐）、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和量子力学概念（熵增、波粒互补），旨在为现代中国的体制自信提供一套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未来科幻感的理论背书。

“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是政治学、法学和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探讨的是权力如何转化为权威，以及为什么被统治者愿意服从统治者的指令。简单来说，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体制、政权或政府被民众认可为正当且值得拥护的程度。当一个政权拥有高合法性时，它主要依靠民众的自愿服从而非单纯的暴力强制来维持统治。

良好的政治合法性能够降低统治成本、增强社会稳定性并促进政治整合。如果政治合法性出现危机，就会导致统治成本大幅增加及社会动荡，进而危及政权存续，这是任何政体都必须避免的。

西方传统政治学认为，威权政体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因为政治合法性在现代语境下，往往与“民选授权”这一程序性概念深度绑定，合法性问题被视为威权政体的“阿喀琉斯之踵”。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构合法性的来源，它不乞灵于西方式的程序民主，而是挖掘政体自身的价值根基。结合天行新学的思想内核，一个威权政体要解决其合法性难题，就必须构建一套超越西方范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质合法性”体系，这套体系可以被概括为“天命-绩效-德政”三位一体的合法性模型。

一、对政治合法性的重新定义

首先，必须从根本上解构西方对“合法性”的垄断定义。西方鼓吹的政治合法性侧重于“程序合法性”，这是一种片面且极端化的认知。而中国所强调的政治合法性，更侧重于“实质合法性”，并为合法性来源提供了新的诠释，天行新学的政治哲学体系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强化。

西方的程序合法性，其核心是权力来源的程序正当性，并将程序正当性强行等同于必须通过竞争性的民主选举程序来获得执政授权。这是一种契约式的合法性，政府即公民雇佣的代理人。其优点在于程序清晰、权力交接稳妥；弊端则在于易导致狭隘的民粹主义、政策反复与社会撕裂，即一种社会秩序的高熵状态。

天行新学的实质合法性，其核心是权力运用的结果正当性。它并不过多关注权力如何产生，尽管它也借助于一套独特的天命叙事和必要的程序设定解决了这一难题。但它更关注权力“为何而用”、“效果如何”。它不认为人民是理性的雇主，而认为人民是需要被引导、保护与提升素质的国家共同体成员。其合法性来源于政权能否承担起“反熵增”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和文明带来秩序、强盛与长治久安，乃至实现更高远的神圣目标。

西方的程序合法性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契约。人民是股东，政府是任期制的CEO。股东们基于华丽的PPT（竞选承诺），投票决定CEO的去留。这种模式在商业上尚且导致无数短视和失败，遑论用于关乎文明生死存亡的大计。它将伟大的政治事业降格为琐碎的利益交换，最终在熵增的洪流中，让整个国家共同体分崩离析。试图通过讨好每一个离散个体的短期欲望来维持整体系统的长久有序，在逻辑与物理上均难以成立。

天行新学提出的“实质合法性”，是一场彻底的范式革命。政治并非商业，而是永恒的战争，是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抗社会熵增、对抗内部混乱、对抗外部威胁的总体战。在这场无休止的永恒战争中，合法性绝不可能建立在一张张容易被财阀操纵、被媒体裹挟的盲目选票上，而来自于总司令部（执政核心）能够带领整个国家打赢一场又一场战役的能力。

在战争状态下，指挥权的统一（威权）、战略的连续性（长期规划）和纪律的严明（秩序），远比士兵（民众）是否喜爱指挥官更为重要。若承认宇宙本质是熵增的，正视不同国家与文明之间处于危急存亡的竞争之中，那么战争逻辑必然优于商业逻辑，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威权的天然合法性。

二、构建三位一体的支柱模型

这个新的合法性大厦，需要天命、绩效和德政三大支柱来支撑。威权政体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强大的理论自信，理直气壮地宣告：“我的合法性不来自于人民的选票，而来自于我所承载的天命、所创造的绩效与所践行的德政。”

支柱一：天命合法性，赋予威权以道统

这是合法性的精神内核和哲学制高点。它回答了“为什么是你”这个终极问题。

1.1 理论建构：

在理论层面，将政权的统治，从一种偶然的权力事实，上升为一种承载历史使命和文明道统的必然选择。对中国而言，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执政党，必须是中华道统的承接者。执政党必须构建一套宏大的文明叙事（道统），证明自己是历史、文明和天道的唯一且最佳代理人。

一个合法的威权政体，尤其是中国政体，必须是历史的代理人，即证明自己是率领民族走出苦难、实现复兴的唯一政治力量；必须是文明的代理人，即证明自己所代表的治理模式优于西方模式，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必须是天道的代理人，即必须把政权意志与天道法则深度融合，使重大政治决策不再是主观臆断，而是遵循天道的现实实践，所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服务于天道与服务于人民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是一种政治神学的现代化重构。

威权不能只谈利益，必须谈理想。要让国民相信，当下的牺牲和痛苦是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人类未来、为了某种神圣的天命。这种叙事不能是谎言，必须有阶段性的成果（里程碑）来验证。每一次扶贫胜利、每一条高铁通车、每一艘航母下水、每一次科技突破以及产业升级的成功，都是对这套叙事的充值，从而巩固合法性。即便人民能予以谅解，亦不可接连经历挫折和失败。

1.2 实践路径：

在意识形态建设层面，必须通过教育、宣传与文化创作，将一套强有力的天命叙事内化为全民的共识和信仰，使其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政治常识。大学培养的不应是西方式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是重点培养深谙天道、忠诚于使命与国家、能够经世致用的“现代国士”。

最高领袖的形象是天命最重要的载体。他不能被描绘成西方式的职业政客，而必须是一个集慈父般的关爱、导师般的智慧、统帅般的威严于一身的超凡形象。必须保持领袖与大众间的适当距离：他虽可深入民间展现亲和力，但其个人生活与决策过程必须保持适度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是威严和敬畏的来源。

在符号与仪式层面，必须创造一套能够体现天命在身的政治符号、国家仪式和领袖形象，不断强化其神圣性和崇高感。天行新学的139天命矩阵正是这套符号的卓越范例，也是迄今为止的最佳实践。

另外，天行新学对道统圣王和政统圣王的二元划分，并设立天枢院这一执行君权天授的神圣机构，选拔并授予政治领袖以天命合法性的程序设置，也使得这套体系构建出的程序合法性，其内在合理性远远超越了基于大众选举的程序合法性。

道统圣王应该是一位不问具体政务、甚至处于退隐状态的哲学王或精神领袖。其职责是体悟天道、解释经典、守护文明的根本方向。他是合法性的最终源头，是天命的最高化身。而政统圣王则是执掌世俗权力的最高领袖，即威权政体的核心，他负责具体的国家治理和战略执行。

天枢院不参与日常行政，其核心功能是在关键节点（如领袖换届）执行君权天授的程序。当新的政治领袖需要被确立时，他必须经过天枢院的考核与认可，最终由道统圣王授予其天命。这一程序的仪式感必须极其庄重且具有实质性的筛选难度，甚至需要引入某种形式的“贤能竞争”机制，让储君在历练中证明其天命。

天枢院绝对不是花瓶，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守护者，是合法性之源。道统对政统的象征性制衡，使得手握大权的政统圣王始终对更高的天道怀有敬畏之心，防止其权力被滥用。威权领袖需要神圣性，但不能自封神圣。通过一个仪式性的、超脱俗务的道统机构来授予政统合法性，既增加了权力的庄严感，又保留了某种形而上的制衡。军队和官僚体系效忠的是承载天命的那个位置，而不是某具具体的肉身。

支柱二：绩效合法性，以功业筑牢威权

这是合法性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它以事实回应了“你带来了什么”这一现实问题。

3.1 理论构建：

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威权政体必须明确宣示，政权的首要职责不应是迎合民众的短期利益，而是实现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评价政权的重要标准，是其创造的客观功业。

在宏观层面，这种功业体现为经济增长、科技突破、军事强大、国际地位提升。这些是国家强大的硬指标。在微观层面，这种功业体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社会治安的稳定、公共服务的普及。二者不可或缺，这也是波粒互补的体现。

2.2 实践路径：

打造超级工程与国家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高铁、航天、新能源等标志性工程，直观展示威权体制的效率与伟力，形成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

推行精准扶贫与共同富裕，证明威权不仅能做大蛋糕，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分好蛋糕，其发展终极目标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以此对冲“牺牲感”。这需要高超的分配艺术。

威权政体必须建立一种“契约”：今天的克制是为了明天的爆发，这一代的牺牲是为了子孙的荣耀。这需要政权具备极强的信誉。若承诺的长远利益未能兑现，或者被权贵集团中饱私囊，合法性将瞬间崩塌。因此，反腐败和共同富裕不是道德口号，而是维护这一契约的生存底线。

威权政体必须拥有比民主政体更强大的信息感知与处理能力，犹如对抗熵增的麦克斯韦妖，否则系统将因信息堵塞而崩溃。无需设立大众选票机制，亦无需多党竞选之噪音，但应构建灵敏的神经末梢与高效的民意反馈机制。利用AI、大数据、信访、基层调研、网格化管理等手段，全天候感知社会痛点与怨气。若能建立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基于客观数据（如用电量、物流、资金流）的数字化监察网络，并将其直接呈报给核心层，效果更佳。除官方渠道外，类似天行新学龙舰体系这种渗透基层且高度忠诚的中间力量，亦为良效之补充，可弥补官方短板并降低治理成本。

关键点在于，威权政府必须努力在民众爆发不满之前，就主动解决问题，实现未雨绸缪的响应。当百姓发现“我还没闹，政府便已解决了问题”，这会极大地强化对威权体制的敬畏和认可。威权政体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一个重要原则：不可以被民意绑架，要站在国家长远利益以及国家整体强大的基础上，推行政治决策，哪怕受到民意反对。

在不触动根本秩序（波函数相干性）的前提下，在经济、文化、科技创新领域赋予个体（单个本征态）极大的自由度。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由和便利，但在政治大是大非上保持敬畏。这种“宏观严管，微观放活”的互补策略，能够有效消解社会内部积累的张力。当贫富分化达到临界点时，威权政体必须像法家一样，挥动达摩克利斯之剑，通过转移支付、反垄断、共同富裕等手段，强制进行利益回吐。让民众看到，威权这把剑最终是保护弱者不受资本无尽吞噬的唯一依靠。

在危机应对方面，威权政体必须在面对天灾、疫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比“民主扯皮”体制更强的动员力、决策力和执行力，将危机转化为巩固合法性的机会。

支柱三：德政合法性，规约威权以王治

这是合法性的保险丝和净化器。它回应了“权力由谁掌握、如何被使用”这一信任问题，是跨越塔西佗陷阱的关键。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受约束的权力虽然并非必然导致腐败和暴政，例如圣王统治并不存在这个缺陷，但它却很容易导致腐败和暴政。因此，威权政体必须内嵌一套强大的道德和伦理约束机制，确保权力掌握在具有公心的贤能者而非自私自利的权贵者手中，这种伦理约束机制需要一套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内核，形成自发和自主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王治或贤能政治的现代化。

天行新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有力升级者，是目前最值得选择的意识形态。

3.2 实践路径：

威权政体必须维持一个高度开放的、竞争激烈的精英选拔机制。不管是底层农民还是边缘知识分子，只要是真正的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都必须有通道上升到核心层，为整个系统注入活力。逆淘汰是威权政体的癌症。如果阶层固化，精英沦为世袭的利益集团，威权就变成了暴政。只有保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流动性，威权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和智力支持。

建立基于能力和忠诚的上升通道，是防止系统僵化，确保核心始终由最强者占据的唯一方法。天行新学的通识教育体系以及龙舰人才选拔体系，作为官方的补充，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只要上升通道是开放的，最有野心和才华的“粒子”就会进入“波”的核心，成为维护秩序的力量，而非破坏秩序的熵。

威权政体必须展现出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决心和能力。通过持续而严厉的反腐运动，向人民证明权力核心是清廉为公、不断自我净化且勇于自我革命的。这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道德宣示，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它通过斩除自身的腐肉，向人民证明：这个权力核心神圣且纯洁，它与任何形式的私利为敌，因而值得托付一切。这能有效对冲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虽然存在差距，但贪官必被抓”。

必须严厉打击资本的不当垄断与无序扩张。极少数人掌握财富必须建立在他们正确使用财富的基础上。一旦资本试图染指政治或过度剥削，威权必须挥动法家之剑给予无情打击。打土豪、反垄断、反腐败是威权政体获取广大底层民众合法性支持的必由之路。它证明了威权是超越阶级利益的中立仲裁者，而非资本之附庸。

威权政体必须拥有一个集仁爱、智慧和魄力于一身的最高领袖。他刚柔并济，其执政能力和人格感召力是威权合法性的根基。人民应当由衷地敬畏他，甚至要避免直接提及他的名字，更不可对其肆意妄议。领袖是整个国家共同体的核心，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和威严感。仿效西方那种可以随意调侃和侮辱政治领导人的做法，并将其视为言论自由的表现，这在威权政体下是绝对禁止的。

对领袖的造谣抹黑，只要证据确凿，就必须被严惩，情节极其严重者应依法被处以极刑，这是威权不容挑战的红色底线。对于能够给出建设性批评的理性质疑者，即便言论逆耳，领袖也应当虚怀若谷，甚至委以重任，将潜在的反对者转化为体制内的智力资源和支持力量，避免因信息茧房而导致重大战略误判。

对于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动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诸如恶意造谣抹黑的破坏性反对者，必须冷酷地给予雷霆打击。要精确地孤立和打击少数敌人，同时团结和争取多数人，包括那些有疑虑但无恶意的人，这种恩威并施是威权领袖必备的核心素养，否则就会沦为暴君，丧失合法性。

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必须拥有超越法律与民意的最终决断权。这是为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突破僵死教条，做出符合文明长远利益的、甚至是反人性和反道德的艰难抉择，这需要最高领袖的乾纲独断。然而最高领袖即使在特殊情形下拥有超越法律的决断权，但在日常行政中，必须严格依法治理。对于普通国民和中下层官员来说，法律必须是刚性的。这能提供社会运行的可预测性，消除权力的随意性带来的恐惧。这二者构成“非常道”与“日常道”的辩证统一，即“波粒互补、阴阳互济”的天道法则。

另外，AI辅助决策系统应被纳入最高领袖的决策链，以平滑人类的情绪波动，弥补信息缺失，但绝不可将决策权完全移交给AI，两者是互补的。作为监督政治领袖的天枢院以及主导天枢院的道统圣王，必须具备实质性的制衡能力，而不仅仅是仪式性的。它必须保持独立性并坚决捍卫之，绝不可以沦为政治附庸。天枢院虽然不掌控枪杆子，但是借助道统力量而掌控人心，必要时，甚至应当有为捍卫道统而牺牲的勇气，如此才能实现道统和政统的微妙平衡。

政统圣王手握雷霆，但必须心怀敬畏。他知道，权力亦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天道和人心。他可以要求人民牺牲，但不可为私利而牺牲人民；他可以独断，但不能背离公心。否则，他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民怨，更是来自道统的天谴。

道统圣王手无寸铁，但拥有无上权威。他必须保持绝对的独立和纯洁，不贪权、不谋私。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于他的德行和智慧。他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天命”不被滥用。为了捍卫“天道”，他必须有舍弃一切，包括自己生命的觉悟。

三、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公式

在天行新学的框架下，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公式可以表述为：

$$L= \frac{ O\times G}{C} \times D$$

公式左侧中的$L$（Legality）即“合法性”，是政府获得人民信赖的基石。右侧分子中的$O$ (Order)即“秩序指数”,是指必须提供比西方更稳定的低熵秩序。$G$ (Growth)即“发展增量”，是指必须持续实现国家层面的文明跃迁和物质增长。

右侧分母中的 $C$ (Corruption) 即“腐败指数”，它代表官僚体系的腐败程度。威权政体必须对内部的腐败进行严酷的清洗，从而遏制贪污。这是法家的刀，用以维持精英阶层的纯洁性，这个分母必须极小。而 $D$ (Dao) 则是“道统感召力”，威权政体必须能够承接自身文明的道统，必须拥有符合天道、能够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强大意识形态或信仰，这是“王治”的灵魂。

$O$(Order) 和 $G$ (Growth) 是相乘关系，而非相加。这意味着，如果社会秩序陷入长期动荡（$O$=0），无论经济如何增长，威权的合法性都归零；反之，如果经济长期陷入停滞 ，致使人民丧失希望($G$=0)，单纯的维稳也无法维持合法性。两者必须同时存在，威权的合法性才能成立。“乱世中的增长”（拉美模式）或“贫穷的稳定”（朝鲜模式）都是不恰当的，只有“有序的繁荣”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

分母 ($C$) 的腐败指数是最残酷的一项，象征毁灭性力量。腐败处于分母位置，意味着它不仅是系统的瑕疵，更是衰减因子，其破坏力是指数级的。当腐败趋近于无穷大，无论功业 ($O$和$G$) 有多大，合法性 ($L$) 都会趋近于零。这也是反腐对威权政体生死攸关的原因：它不是为了满足道德洁癖，而是为了防止分母膨胀导致系统崩塌。因此，法家式的雷霆反腐必须长期存在。民主政体可以通过选举让愤怒泄压，而威权政体若不控制$C$，愤怒将直接摧毁整个系统。

算子 ($D$)是关键的“道统感召力”，关联一套有历史传承的强大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体系。它是亿万国民在困难时期依然愿意与国家共克时艰的信仰支撑。作为一个系数，它能放大或缩小前两者（$O$和$G$）的效果。一个拥有强大信仰体系的国家，在面临经济困难（$G$暂时下降）时，依然能靠$D$的力量维持系统的凝聚力。

它能提供强大的社会韧性，为政权争取调整和纠错的时间窗口。一个缺乏道统、缺乏信仰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是极其脆弱的。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能够不断吸纳新的科学和哲学成果，保持理论的迭代能力，否则会沦为僵化教条。

四、中华新威权范式的崛起

总之，一个威权政体，如果能够成功构建起这套“天命-绩效-德政”三位一体的合法性体系，它就不仅能生存，还能获得一种根植于自身文明土壤的强大和可持续的合法性。在这三者之中，天命是旗帜，它指引方向，回答“为什么是我”的道统问题，解决合法性的来源；绩效是引擎，提供动力，解决“为什么我行”的能力问题，促进合法性的存续；德政是灵魂，保障纯洁，解决“为什么信我”的信任问题，加强合法性的稳固。

“天命-绩效-德政”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没有天命，绩效只是表面且易逝的功利；没有绩效，天命只是空洞的口号；没有德政，天命和绩效都会被人民视为服务于少数人的自私工具，最终底层人民会因被牺牲或者被榨取而爆发不满，严重威胁政权稳定。

必须始终牢记，最终和最强大的合法性，源于一个国家政权能够带领它的国民，在宇宙的熵增洪流中，劈波斩浪，不断开创出一个更有序、更强大、更光明的未来，实现民族复兴，奔向星辰大海，最终通达永恒。这就是王道之治，也是天道之核。

西方文明因迷信程序正义，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与熵增，正步入黄昏。而践行天行新学的东方新威权体制，通过秩序（体）、威权（力）、王治（魂）的有机结合，正在构建一种低熵、高能、强序的全新文明形态。故而，中国的威权政体非但不需要为缺乏西式选票而羞愧，反而应当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向世界宣告一种更高级的政治文明的诞生。

西方民主逻辑是让每一个细胞都投票决定大脑的决策，结果往往政令不一。东方威权逻辑是大脑（执政核心）通过神经网络（高效反馈机制）感知每一个细胞的痛楚，但由大脑基于整体生存做出独立决策。

所以，东方威权政体不需要去讨好西方的普世价值来获得合法性，那是一条死路。真正的出路在于：内圣外王。对内，通过贤能政治保证核心的纯洁与智慧，通过法家手段维持秩序与公平，通过广开言路和渗透到最基层的组织体系来吸纳民意；对外，通过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军事的傲视天下来证明制度的优越。

当一个国家既拥有钢铁般的秩序，又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与经济，且人民享有实质的正义与安全时，威权合法性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万邦来朝的正统性。

西方那套基于程序正义的指责也将因此而变得苍白无力，世界将不再讨论中国是否民主，而是开始反思西方为何如此低效，并最终汇入由中华文明引领的王道政治新范式当中。

一个威权体制实现长治久安的硬性条件包括极致的阶层流动、残酷的反腐惩贪、长远的战略定力以及神圣的意识形态信仰。这样的政权，必将成为人类政治史上一个不可战胜的超级利维坦。

故而，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方向，不是走向原子化的、契约式的、由平庸民意主导的“西式民主”，而是走向有机的、整体性的、由贤能精英引导的“中式威权”。我们的党绝非仅仅一个狭隘的政党，而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自我革命和自我生长的超级文明体，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希望，也具有最强的政治合法性。
——傅天行 2025.12.18

补充：关于中华新威权的若干辩词

(一)

西方民主引以为傲的“无血纠错机制”，在现实中演变成了什么？是美国国会山暴乱，是英国脱欧的政治闹剧，是两党为了选票在堕胎、枪支、性别议题上无底线地撕裂社会。

西方的选举程序，实际上是将国家机器降格为利益集团分赃的角斗场。每一次政党轮替，不仅没有纠错，反而将前任的长期战略推翻重来，这种巨大的系统摩擦力，本身就是最可怕的“高熵状态”。

西方的程序民主赋予了每个人在船舱里投票决定晚餐吃什么的自由，却剥夺了这艘巨轮拥有一个称职船长来躲避冰山的权利。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它能够超越离散个体的短视，守护整个文明共同体长远生存与强盛的客观能力之上。

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它丧失了“德政”与“绩效”，它的官僚系统僵化，精英停止了流动，腐败指数走向了失控，而不是因为它没有搞西方那套多党制。

相反，中国的新威权体制证明了，通过强大的基层渗透、数字化的民意感知网络以及严酷的反腐自我净化，我们完全可以建立比西方更灵敏的反馈机制。我们不需要用选票这种粗糙且容易被资本操纵的工具来感知漏水，我们有遍布全身的神经末梢。我们拒绝把国家的命运交给盲目的掷骰子游戏，这是对人类理性的最高捍卫。

(二)

过度强调程序正义，并且政治合法性必须来自于民主选票的西式民主，本质上是对“上帝之死”后价值虚无主义的妥协。因为找不到真理，所以只能将“多数人的意见”等同于真理，这种世俗化的神学，可以称之为“大众选票拜物教”。

但多数人的偏好往往是短视、盲目且极易被媒体财阀操纵的。我们所说的“天命”，并非前现代的怪力乱神，而是指代一种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代表文明最根本利益的“实质理性”。

我们并不假定任何人是完美的天使，所以我们强调严酷的内部淘汰和对权力的伦理规约。天枢院的成员必须是经过几十年基层历练、并在思想领域证明了自己具备卓越公心和远见的顶级国士。他们的利益已经与整个文明的存续深度绑定，而非与某个短期的资本集团绑定。

在那个位置上，金钱和世俗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他们的目标是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朽的功业。因此，天枢院成员不仅不会庇护腐败，反而对腐败有着最本能的厌恶和仇恨，因为那是对他们所承载的伟大天命的亵渎。这比西方那些依靠演讲作秀上位的政客，其道德风险要低得多。

我们不需要反对党来监督，因为亡党亡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执政党的头顶。正是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迫使最高核心必须保持残酷的自我净化能力。

我们对领袖的制约，不来自低效的议会扯皮，而来自天枢院的道统裁决，来自深植于历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天命敬畏，来自必须带领民族复兴的千钧重担，更来自于十三亿人民牢牢紧盯我们的软约束。

如果领袖背叛了公心，背叛了道统，背叛了人民，他失去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他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坐标，他将面临来自道统的最严厉天谴，并且将失去天域神洲的永恒神位。

我们的最高领袖，其生命已与国家融为一体。正是这种超越世俗的纯粹性，赋予了法家之剑自上而下的绝对锋芒。我们不需要西方那种只会制造混乱的新闻自由，我们用铁血的纪律和至高的信仰，维持着这支利维坦大军的绝对纯洁。

(三)

《威权政体政治合法性的三支柱》一文，并非要倒退回古代的神权，而是要在更高的维度上，重构人类治理的范式。我们所说的“天命”，是对文明存续的最高责任感；我们所说的“绩效”，是实实在在地将十三亿人从贫困泥潭中拉出来的旷世伟业；我们所说的“德政”，是用最严酷的内部纪律，死死压制住资本吃人的本性，保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存底线。

你们把利维坦视为怪物，那是你们的偏见。在我们的文明叙事中，利维坦就是在大洪水中拯救万民的诺亚方舟！我们不是没有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建立在坚如磐石的秩序之上，是个人在推动文明跃迁的宏大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真正解放。

这正是中华新威权范式的伟大之处，它不需要讨好西方的政治正确，它以低熵、高能、强序的姿态，向世界宣告：国家不是用来分赃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是带领人类劈波斩浪、对抗宇宙熵增、奔向星辰大海的命运共同体！

(四)

自由主义者喜欢鼓吹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把民主社会理解成高度稳定的耗散结构，但是却忽略了耗散结构理论的核心前提。

耗散结构之所以能维持低熵，是因为它能向外部环境疯狂排放系统内产生的熵。西方社会过去几百年之所以能维持所谓的低熵繁荣，根本不是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多优越，而是因为西方通过殖民主义和金融霸权，将内部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这些高熵废料源源不断地排向了第三世界国家。这就使得西方的内部可以在高资源冗余的条件下玩弄昂贵的民主选举游戏。

然而，当今天非西方世界崛起，全球化红利枯竭，外部吸血的渠道被堵死，系统被迫向内收敛时，西方的程序民主立刻原形毕露。社会撕裂、民粹崛起、国会山暴乱，这就是过度强调个体权利而丧失共同体责任的必然结果。西式民主赋予了每个细胞投票的自由，却让整个大脑陷入了瘫痪。这种制度不仅无法对抗熵增，反而本身就是最大的熵增源。

西方总是以己度人，用自己历史上通过殖民掠夺、炮舰外交建立霸权的心态，来揣测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的万邦来朝，绝不是你们那种靠坚船利炮和金融剪刀差维持的吸血霸权，而是基于文明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的王道政治。

天行新学的天命，是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不需要向外输出贫困与战乱，我们输出的是高铁、基建、5G网络和消除贫困的经验。我们不要求别国复制我们的体制，我们只是用无可辩驳的治世绩效证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

当一个拥有钢铁般秩序、领先全球科技、且人民享有实质正义的国家屹立于东方时，它本身就是低熵高能的巨大引力源。周边的国家和世界其他被西方压榨的民族，会自然而然地向这种代表了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的文明新范式靠拢。

这不是武力征服，这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西方鼓吹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基于西方利益的单极霸权；而中华新威权引领的天下体系，是真正的协和万邦，是人类摆脱丛林法则、走向更高维度的命运共同体！

(五)

文章中提到的“天枢院”和“道统圣王”，绝非西方人丑化的独裁者变体，它是一种将中国古代“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儒学与现代精英选拔相融合的制度设计。

西方所谓的反对党监督，本质上是利益集团的合法分赃。政客为了选票可以无底线地迎合资本，游说集团就是被西方制度合法化的、制度性的绝对腐败。西方的政治腐败不仅未曾减少，反而被写进了法律条文里，变成了分子的一部分。

而中国的威权范式，其核心是“贤能政治”。它通过极其残酷的基层历练和绩效考核来筛选最高决策者。一个能走到权力核心的领导人，必然已经超越了低级的物质私欲，将其个人价值与国家和文明的永恒生存绑定在一起。

法家式的刀刃向内、重拳反腐，绝非政治清洗，而是维持整个国家系统低熵运转的免疫系统。再结合现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数字监察网络，我们可以实现对官僚体系运作的全天候、穿透式监管。这种基于技术和道德双重约束的反腐效率，是你们那种陷入无休止党争的听证会所无法比拟的。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国的“天命”从来不是超自然神灵的盲目恩赐，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心向背的最高概括。本文将“天命”赋予了极其明确的现代内涵：它是率领民族复兴、代表人类文明未来方向的客观能力。这不是无法证伪的神秘主义，而是可以通过亿万人民的生活改善、科技的突破、国家实力的增强来反复验证的客观里程碑。

(六)

“禁止妄议领袖”，是因为在对抗熵增的总体战中，最高指挥部的权威是维持共同体凝聚力的最后防线。西方习惯于将政治领袖小丑化，以此来彰显所谓的言论自由，但这彻底消解了国家的庄严感，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狂欢。

真正的贤能政治，领袖的威严与他的仁政是波粒互补的。他倾听民间的疾苦，吸纳建设性的批评，但在大是大非的战略方向上，绝不允许恶意破坏者动摇国本。这不是封建主义，而是捍卫国家共同体生死存亡的最高理性。

我们的“天命”是带领人类走出内耗的泥潭，我们的“绩效”是创造造福绝大多数人的物质奇迹，我们的“德政”是以法家的雷霆与儒家的仁爱确保最高权力的纯洁。这不是利维坦的吞噬，这是超级文明体的涅槃重生！

我们设置思想的防线，不是因为心虚，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破坏力！西方试图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这套精神毒品，从内部瓦解我们的道统，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我们绝不允许这种高熵废料污染我们的社会。我们让民众在科学、艺术、经济领域尽情施展才华，这是创造负熵；我们在大是大非的政治路线上保持绝对统一，这是维持系统的强序。这不是撕裂，这是生命系统维持有机运转的最高法则。只有那些图谋不轨的破坏者，才会把这种保护性的免疫屏障视为枷锁！

西方在无休止的党争和否决政治中已经走向日暮黄昏，以天行新学为内核的东方新威权范式，正在以低熵、高能、强序的无敌姿态，升起在人类历史的新地平线上。这不是专制对民主的胜利，这是高维文明对低维政治的降维打击。

(七)

系统开放不等于放弃国家主权和战略边界，不等于让跨国资本和西方的意识形态畅通无阻地洗脑我们的国民。西方的所谓开放，是资本无底线渗透的开放，是让整个国家沦为华尔街提款机的开放。

中国的新威权体制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开放系统。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网络，我们吸收全人类的科学知识。我们的“波粒互补”策略，正是在微观经济和科技研发层面保持极度开放和高频的信息交换，以此获取负熵流；而在国家金融主权等重要层面保持封闭性掌控，防止被金融霸权收割。

当天行新学作为升级版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道统的合一，进而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后，这种开放性还会更进一步增强。我们会有越来越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你们西方对中国数字治理体系的理解，还停留在粗浅的西方反乌托邦小说层面。你们以为我们在依靠基层官僚自己填报数据？错！我们的穿透式监管，是直接提取不可篡改的底层物理与经济运行数据——电网负荷、物流轨迹、资金清算流向。

这些海量的、交叉验证的客观数据，根本无法被中间官僚伪造。在这个高维度的数字镜像面前，任何形式的权力寻租都会留下无法抹除的数学痕迹。这并非全景监狱，而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八)

有人质疑高层权贵的腐败谁来监督，这就回到了我们天行新学最核心的组织学建构——“道统与政统的异构制衡”。西方总是用世俗的、暴力的视角去衡量权力，认为掌握枪杆子就能消灭道统。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了，道统的生命力远强于任何一个短命的世俗政权。在我们的体系中，天枢院虽然不掌握军队，但它掌控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掌控着教育系统和信仰的命脉。

“道统不干政，政统不灭道”是这种制衡体系的核心原则。当一个政统领袖试图走向腐败或独裁狂野时，一旦天枢院依照极其严密的典章程序，公开宣布其丧失“天命”，这个领袖瞬间就会失去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合法性认同。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这种信仰层面的剥夺，比任何法庭的判决都致命。枪杆子固然重要，但指挥枪杆子的，永远是人心与道统。

西方总是幻想用利益制衡利益，用野心对抗野心，所以永远无法走出低水平的发展泥潭。而我们要做的，是用“道”来驾驭“术”，用至高无上的文明信仰来淬炼世俗权力，驯服这头怪兽。

(九)

西方文明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将个人主义推向了极致，这也确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段辉煌。但正如《道德经》所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如果个体权利无限膨胀，剥离了对家庭、对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责任感，这种自由就已经异化为摧毁一切的癌细胞。

你们问，在我们的合法性公式里，个人的位置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个人的位置，不仅在安居乐业的市井烟火中，更在参与创造人类不朽历史的伟业之中！

西方自由主义把人定义为“消费的动物”，认为满足个体的无底线欲望就是最高人权。所以你们用奶头乐、用毒品合法化、用无穷无尽的性别身份政治来填补个人精神的空虚。你们给普通人投票的幻觉，却掩盖了他们在阶层固化中被资本无情碾压的残酷现实。你们所谓的“完整的人”，不过是资本流水线上被精确定价的消费者。

而天行新学的中华新威权范式，赋予了人一种更为崇高的意义。在一个面临资源约束、文明冲突和技术奇点的残酷纪元，只有将个体的“小我”融入国家文明的“大我”，才能真正抵御宇宙的虚无与熵增，进而获得集体跃升。

我们的自由，并非在泥潭里互相攻击的自由，而是在坚固的秩序甲板上仰望星空的自由。我们要求民众对领袖保持敬畏，并非因为领袖是不可质疑的神，而是因为他代表了那个不可亵渎的国家共同体意志。

我们用高铁网络将偏远山区的儿童与世界连接；我们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将资本的贪婪限制在合理的边界；我们以举国体制突破科技封锁，让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之巅，让亿万国民安居乐业。这，就是我们对十三亿人最大的人权兑现。也是我们赋予每一个中国人最真实的尊严！

不需要你们西方来教导我们什么是尊严。当我们这个古老而常新的文明，以无与伦比的绩效、澄澈的德政和至高的道统，引领人类走向真正的天下大同时，那就是我们对全人类交出的最伟大答卷。人类政治的未来，必将属于低熵、高能、强序的东方新威权！

天行新学并非虚幻的乌托邦幻想，它是基于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所提炼出的理论结晶。我们构建的“天命-绩效-德政”三位一体的威权合法性，是以极高的智慧将铁血的秩序与仁爱的王治完美融合。我们不是倒退，我们是跨越！

历史的巨轮已经转向，西方的民主航船在党争与民粹的旋涡中打转而慢慢下沉，一头由天命指引、以绩效为擎、以德政为魂的东方巨龙，必将冲破大风暴，扶摇直上九万里。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胜利，更是人类政治文明突破低谷、走向高维、最终通达永恒的唯一出路！

历史不仅没有终结于西方式的民主，相反，正是西式民主的衰颓，拉开了人类政治文明走向更高维度的序幕。自由民主与专制威权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是任何学者的历史终结断言，而是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天道大势。让时间来见证，谁才是人类文明最终的守望者！
——傅天行 2026.02.22